到今天,中国科学院已经选出了1306名院士和100名外籍院士,其中有18名是蜚声中外的昆虫学大家。
1955年 生物学地学部
1955年的生物学地学部选出了84名学部委员,有6名是昆虫学家或从事与昆虫学相关的研究。
秉志(1886.4.9—1965.2.21),原名翟秉志,满族,动物学家,是我国近现代动物学的开山鼻祖之一。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,建树也很多,关于昆虫学的研究集中在秉志科研生涯的早期。他是第一个获得美国昆虫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,他的博士学位论文《一种咸水蝇Ephydra subopaca Loew生物学的研究》是非常出色的水生昆虫学研究,他发表的《疟蚊》是中国最早的医学昆虫学论文,《金杆草上虫瘿内之昆虫》是我国近代昆虫学研究的先声,他的《中国白垩纪之昆虫化石》填补我国古昆虫学研究的空白,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。秉志先生的女儿翟启慧是一名昆虫生理学者。
蔡邦华(1902.10.6—1983.8.8)被认为是我国昆虫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,早年留学日本,22岁就被聘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(现中国农大)的教授。他对螟虫、蝗虫、松毛虫等害虫和五倍子蚜虫的生态学颇有研究,积极倡导害虫综合防治。他也是我国早期从事昆虫分类研究的学者之一,编写了分3册出版的《昆虫分类学》,他发现的新属种超过150个,尤其是对白蚁、小蠹等类群的研究,促进了我国森林昆虫学研究的发展。
陈世骧(1905.11.5—1988.1.25)是昆虫学与进化生物学家,他主要研究叶甲总科,提出一个新的叶甲总科分类系统,命名了60多个新属、700多个新种,《中国动物志 铁甲科》和《中国经济昆虫志 第一册 天牛科》就是由他主编的。他通过对进化论的研究,提出了“又变又不变”的物种概念,编写了《进化论与分类学》。他还探讨过生物的分界问题。他的夫人谢蕴贞也是一名昆虫学家。
胡经甫(1896.11.21—1972.2.1)由于在昆虫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,被认为是我国昆虫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。他早年从事襀翅目昆虫(石蝇)的研究,编写了《中国襀翅目昆虫志》,被认为是该领域的权威著作。他历时12年编写、分6卷出版的《中国昆虫名录》记载我国昆虫25目392科4968属20069种,是首部对我国昆虫进行系统、全面记录的著作。胡经甫晚年从事医学昆虫学研究,参加过抗美援朝反细菌战调查。
刘崇乐(1901.9.20—1969.1.6)是我国害虫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驱,他专长于生物防治、资源昆虫与昆虫文献的研究,特别是在天敌昆虫分类与应用、紫胶虫与紫胶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方面有很大贡献。他从事胡蜂科、瓢虫科的分类学与文献编目工作,为这些类群的研究奠定了基础。
杨惟义(1897.4.16—1972.2.21),昆虫学家。30年代起就在国内和欧洲各大博物馆从事蝽总科的分类学研究,发现新属种60多个,著述颇丰,不少都是该领域的重要文献。他最早提出中国昆虫区系区划的意见。他长期从事农业害虫的调查与防治工作,在水稻螟虫、粮仓害虫研究方面做出贡献。
1957年 生物学部
1957年生物学地学部被一分为二,其中生物学部增选了5名学部委员,只有1名学者从事与昆虫学相关的研究。
冯兰洲(1903.8.24—1972.1.29),寄生虫学家,我国医学寄生虫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。他于30年代确定微小按蚊是我国南方疟疾的传播媒介、中华按蚊是马来丝虫的传播媒介。他深入研究了白蛉传播黑热病、虱和蜱传播回归热的机制。通过对不同卵型中华按蚊的研究,发现中华按蚊嗜人亚种,并对不同类型的传病关系进行了研究。
1980年 规模最大的增选
1980年的学部委员增选是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次、也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中科院院士选举。生物学部这次共选出53人,其中有5名昆虫学家或与昆虫学研究相关的学者。
上一期【虫人榜单】介绍的医学昆虫学家陆宝麟(1916.6.19—2004.4.9)被誉为“蚊坛”泰斗。他青年时本立志成为一名鸟类学者,后来却误打误撞地成了一名从事蚊虫研究的专家。陆宝麟主编的《中国动物志 蚊科》是我国该领域的权威著作。他长期从事蚊虫分类、区系与媒介生物学研究,提出了蚊虫综合防治的理论方法和城市灭蚊的方针策略。
马世骏(1915.11.5—1991.5.30)是我国现代生态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,他关于东亚飞蝗生理生态学、粘虫越冬迁飞的研究,为我国昆虫种群生态学与害虫防治,尤其是根除蝗害做出重要贡献。他编写的《中国昆虫生态地理概述》是我国第一部昆虫地理学专著,用生态学观点论述了昆虫的分布。他还是生态农业的推广者和“生态经济学”、“经济生态学”等新观念的提出者,参与起草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《我们共同的未来》。
蒲蛰龙(1912.6.19—1997.12.31),昆虫学家。他应用赤眼蜂等天敌昆虫防治害虫,是最先把“以虫治虫”引入生产实践的学者,还开展了苏云金杆菌、白僵菌及其他微生物的研究,为昆虫病理学研究打下基础。他还进行了水龟甲的分类学研究。蒲蛰龙的夫人是昆虫生理学家利翠英。
邱式邦(1911.10.1—2010.12.29),农业昆虫学家。最先把“六六六”引入国内,用来治理蝗害,他提出的毒饵诱杀、蝗情监控对控制蝗害做出贡献。他提出的“预防为主,综合防治”被确立为我国植保工作的指导方针。70年代后开展了天敌昆虫的保护利用、国外天敌昆虫的引入工作。
赵善欢(1914.8.16—1999.12.2),昆虫毒理学家。早期研究了三化螟等水稻害虫的发生与防控。最先把杀虫植物印楝引入我国,并开展活性成分的分析与应用,大力推动我国植物性杀虫剂的研究,在昆虫毒理学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。
1991年 规范化的选举
1980年的大规模选举后,中国科学院有11年没有选举学部委员。1990年,学部委员被确立为最高学术称号,每两年增选一次。1991年的增选是第一次制度化、规范化的选举,这次生物学部当选的34名学部委员中,有3名昆虫学领域的专家。
钦俊德(1916.4.12—2008.1.14),昆虫生理学家。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昆虫生理研究室,是我国昆虫生理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。专长于昆虫-植物生理关系的研究,编写了《昆虫与植物的关系》。对东亚飞蝗卵生理进行研究,为蝗情监测提供依据。研究七星瓢虫人工饲料、赤眼蜂人工卵,为它们的大量繁育提供基础。
尹文英(1922.10.18—)是国际原尾虫研究的权威之一,也是迄今唯一的女昆虫学院士。她最早从事鱼寄生虫与鱼病的研究。60年代后从事原尾虫的研究,提出原尾纲系统发生的新概念和新的分类系统,编写了《中国动物志 原尾纲》。主持调查研究我国土壤动物区系,主编了《中国土壤动物》、《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》等著作。他的先生是我国蝗虫研究的专家夏凯龄先生。
张广学(1921.1.21—2010.2.24),回族,昆虫学家。主要研究蚜总科,把我国蚜虫种类从148种推进到1000多种,发现新属9个、新种224个,提出新的分类系统。论证了中国植物科-属级与蚜虫属-种级单元的平行进化关系。提出杂草蚜虫演化为作物害虫、再演化为世界危险害虫生物型的事实和论断。
1993年至1999年 改称“院士”
1993年,“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”改称“中国科学院院士”。九十年代的四次院士选举中,有2名昆虫学家当选。另外在1999年,研究蜘蛛的宋大祥教授被选为院士。
印象初(1934.7.20—),昆虫学家。主要研究蝗虫的分类与进化,发现新属30多个、新种100多个,建立了新的中国蝗虫分类系统。通过对青藏高原蝗虫的研究,提出了相关演化学说。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庞雄飞(1930.8.1—2004.3.25),昆虫学家。研究昆虫种群生态学,对害虫生态防治做了很多工作。他开展天敌昆虫分类研究,对我国及邻近地区瓢虫进行系统研究,发表瓢虫新种约100个、赤眼蜂和缨小蜂新种12个。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2000年至今 新世纪
2004年,生物学部改名为生命科学与医学部。新世纪以来,只有1名昆虫学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康乐(1959.4—),昆虫学与生态学家,是国际生态基因组学领域的领衔专家。他将分子生物学和生态学结合,系统研究昆虫的适应性与表型可塑性,尤其是在飞蝗两型转变方面做了很多创新性工作。201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现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、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等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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